胡适与糖尿病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一生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传播，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自然成为其攻击的对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0年胡适突然生病了。他发现自己吃得多，喝得多，尿也排得多，人却日益消瘦下去。新派人物生病当然要去看西医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们经过认真诊断之后得出结论：糖尿病晚期，已无药可治，只能回家休养。言下之意，胡适只能回家等死了。
　　西医没有办法，朋友就劝胡适看中医。当时正是学界“科玄论战”的关键期，胡适是科学派的主将，反对的就是像中医这样没有科学依据的“传统”。叫他去看中医，那岂不是主动放倒手中的旗子吗？然而，面子事小，性命事大，胡适最终还是答应了。
　　来给胡适看病的是北京名医陆仲安。中医没西医那样复杂，又是验血，又是验尿，陆仲安只是用手把了把胡适的脉，并询问了一下病情，就从容不迫地说：“这个病很好治，吃几服以黄芪为主的汤药就可以了，如果病没好，唯我是问。”被西医判了死刑的胡适将信将疑地喝下了陆仲安开的中药，没想到几个月后症状就消失了。再到协和医院检查，果真是好了！医生们非常惊奇，这怎么可能？谁给胡先生治的病？胡适当下就把实情说了。
　　这件事轰动一时。被新文化运动者认为不科学的中医，偏偏治好了新文化运动名将的病。这令新文化运动者很是尴尬。胡适也觉得很没面子，对此事不置可否。然而，救命之恩是万万不能忘记的，胡适曾在林琴南的一幅画上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原来，林琴南也受过陆仲安妙手回春的益处，为表示谢意，他亲自作了一幅儒医研究经典的《秋室研经图》送上，上面还题了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陆仲安别出心裁地请胡适在上面题字。胡适欣然答应。胡适在画上的题词内容为：
我自去年秋季得病，我的朋友是学西医的，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陆先生诊看，陆先生用黄芪十两、党参六钱，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全好了……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结果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
　　民国十年三月三十日 胡适
　　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华夏子孙受益了几千年，岂是现在几个人就能轻易废止的！与其高谈阔论，不如去读一读《内经》和《伤寒论》。我敢肯定只要你认真研究了中医，就一定会发现西医虽然很强大，但中医更加伟大！
摘自:将中医进行到底   作者：胡维勤 述 正清和 整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仕至台东直隶州知州。母亲冯顺弟。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约翰·杜威。这令胡适的思想偏向实用主义。正如北京大学学生、与胡适亦师亦友的顾颉刚、傅斯年对胡的评价一样:“这个人古书读的不多，但他那条路子是对的。”

《墨子》是胡适的很喜欢的古书。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中医也没招啊

当时没有胰岛素啊!!

希望中医在糖尿病上能有突破

有这么神奇不可能不流传下来秘方的

下面是方舟子在新浪发的一遍文章。现转发如下：

今天见到有一位叫张鸣的人民大学政治教授批梁启超、胡适的“科学主义”，批反对中医，根据的却是中医的谣言。梁启超、胡适虽然“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但其做学问的科学态度，却不是这位政治教授能望其项背的，至少他们不会不做起码的考证就把早被揭穿的谣言还当成事实拿来做打人的棍子。该教授缺乏做学问所需要的起码的严谨态度，他文中所依据的论据都是以讹传讹：



一、他说梁启超的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其实在梁启超出院仅一个多月，其弟梁仲策即在《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披露这个“事故”，引起轩然大波，“正人君子”陈西滢、徐志摩之流借此攻击西医、吹捧中医，梁启超为此发表了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医院辩护，鲁迅在当年也在《马上日记》一文中就此事讽刺过“正人君子”。参见张建伟《梁启超的“病”与“死”》（2006-05-24中国青年报）。




二，他说鲁迅是根据个体体验反对中医，也是因为对鲁迅著作的陌生而对鲁迅的污蔑，我以前已在《鲁迅晚年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吗？》（《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中剖析过：“其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即“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是在新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在此不赘。




三、他说中医治好了胡适的肾炎，胡适却不愿承认，这根据的是中医的谣言。此事祖述宪教授在《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一文中已有详细的剖析，我在《批评中医》有一节据之做了概述。




这位政治教授以前还有一句“名言”：今天如果还有人要废止中医的话，“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我们就当此人的这些文章是酒后胡言吧。这些惯于酒后乱言的政治教授不知哪来的勇气也要批“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总比要“造谣主义”、“胡言主义”要好吧。




以下摘自方舟子著《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医治愈过胡适的糖尿病或肾炎吗？




（注释：资料引自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1期，11-25页。）




一些回忆胡适的书和胡适传记认为，名中医陆仲安治好过胡适的病，因而胡适相信中医药。据说胡适得的是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现代医学至今难以治愈的疾病，却被在中医界被推崇为“医道精深”的“太老师”的陆仲安奇迹般地治好了。“太老师”的追随者把胡适的就医经过讲得活灵活现：“1920年11月18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被诊治已久，胡氏心悦诚服、死心塌地的协和医院，宣判为‘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 ”他“以为‘劫数难逃’”，“遑急万状，家人惊慌无计，连颇有名望的西医好友也支持协和医院的诊断”，劝试中医。为了不致 “坐以待毙”，经“劝导再三，胡适遂勉强从之。中医至，（指陆仲安）诊毕，曰‘此易事尔，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胡服后，即见转机，后竟霍然而愈”。




实际上，胡适在生前已几次辟谣。1958年，胡适致余复洋的信中否认中医的误传，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1961年他郑重声明：“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又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




根据胡适在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和胡适日记的记载，胡适在1920年间的确曾经请陆仲安看过病，吃过陆仲安开的以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但是他得的绝非糖尿病，据《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并未确诊，胡适后来认为是误诊。1922年胡适病情复发时，曾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专家认为他可能得了结节性红斑，这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表现为下肢伸面皮肤的疼痛性结节，可伴有关节疼痛和发热，一般自发消退，但易复发。病因可能与药物过敏、结节病和感染有关。胡适在找陆仲安诊治前已病了二个多月，加上连服陆的中药三个月零三天病才好了，总共大约半年时间。因此，没有理由把胡适的病愈归功于陆的治疗，更可能是自愈。由于名人胡适生了一次“小病”，造成一服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方治好了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三种难治之症的讹传，成就了一位名中医，该药方也载入了中医史册，不断被人提起。




胡适当时还对中医缺乏认识，对陆仲安颇为感激，但是很快他对陆仲安的态度就起了变化。在他1922-1923年生病的日记中，只有一处陆仲安把肛瘘误作痔疮的纪录。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晚期，协和医院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陆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乃推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初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不得不前往。开始中山先生婉拒，胡适考虑到陆已在侧，只是说 “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




胡适请中医治病是他年轻（30岁）时候的事。后来胡适对中医一直持批评、否定态度。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中医问题论争中，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二篇激烈抨击中医的文章《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胡适对其表示支持。1935年，胡适在为《人与医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说，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他还认为，不仅每个医学生应该读那本《人与医学》，而且“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1936年，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胡适又自称是“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




附：张鸣：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但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的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付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诺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的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 本帖最后由 平衡行者 于 2008-7-6 12:36 PM 编辑 ]

不可信，无论中西医目前无法治愈糖尿病。

关于胡先生的DM，最早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在凤凰节目里面说的，那学校的RP，偶就不多说了。。。。

引用这样的传言，应该得觉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