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糖尿病》特约记者李文慧一线报道
国际糖尿病：请问社区干预对于T2DM的控制有何意义？
Walker教授：我们知道目前糖尿病在全球正呈现暴发流行趋势。这一趋势对我们现有的卫生保健系统是一个极大挑战，它要求我们有足够的人员、知识和技能来应对。我们不仅需要糖尿病专家，还需要更多的专业糖尿病教育护士以及参与糖尿病教育事业的其他非专业从业人员。后者通常是一些并不具有医学教育背景，但有志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员。他们通常隶属于社区医疗系统，全职工作，辅助进行糖尿病宣教并协助社区医生护士进行糖尿病的有关工作。
新西兰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我们除了英国白种人的移民外，还有当地土著（毛利人），太平洋岛国的其他民族（玻里尼西亚人），另外还有亚裔移民等。不同的遗传、文化和教育背景使整个人群异常复杂。只有当糖尿病专业人士在社区开展工作时，才能面对面地接触到这些不同种族的患者及其他们的家庭成员，才能了解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包括饮食习惯、体力消耗等生活方式方面的内容）。这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到糖尿病的有关危险因子，针对这些危险因子具体地进行工作，才能从糖尿病的病因学方面采取措施来控制糖尿病的流行。因此我们认为，糖尿病的干预和预防工作“重在社区”。
另外在社区进行糖尿病教育和糖尿病的预防干预工作，摆脱了医院传统的一对一看病模式，而形成了团组式的讨论形式。这样可以使糖尿病教育效率更高。另外患者之间可以形成问题共享，信息共享。另外以社区形式开展的活动会给病人以社会感，从而依赖集体的力量，更易产生心理上的依托感和安全感。
我们现在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重视病人的治疗，而忽视危险人群的初级预防工作。对于危险人群我们已加强教育和筛查，对于社区中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每人每年免费提供四次访视和体检。
我们认为在社区中工作的大医院的医生与整个社区医疗工作团队（社区医生、护士和糖尿病教育专员）是互动的。一方面社区医生可以获得最新医学信息，通过交流提高诊疗水平；另外一方面大医院医生可以了解到社区医生对患者确定的诊疗方案是如何确定和实施的。了解到社区医患和护患关系。与社区医生共同出诊，可以面对一些大医院中不常遇到的问题，学习有关处理具体问题甚至是与患者进行对话的能力。同时大医院的专科医生与社区医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比仅通过书面转诊更容易相互理解彼此的诊治意见和诊治依据。另外也会使患者对整个医疗服务体系更有信心。
国际糖尿病：请问在您国家，社区干预糖尿病包括那些措施？成绩如何？
Walker教授：我们新西兰有不同地区，我们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有几项大型社区干预项目。我现在主持的项目涉及Manukau地区的所有社区。这个社区总人口464,000（占新西兰人口的11%），其中毛利人占17%，亚裔占16%，太平洋岛国人 21%，其他 46%。44%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状态，其中26%在15岁以下。因而我们这一地区对整个新西兰的人群多元化具有代表意义。我们工作的成败事关整个国家健康推广和一级预防的成效。我们这一项目是从2004年计划，2005年正式开始实施的，计划逐步进行，分为第一年，第二到第五年以及第五到第十年。每一时段分别针对高危人群和糖尿病分别进行。从计划实施早期的普及知识，鼓励参与和筛查到5-10年等不同时点的肥胖、心血管病、糖尿病和死亡率等的统计以及深入评估。目前这一项目开展顺利，我们希望能取得象其它国家、民族和地区在糖尿病预防方面已取得的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国际糖尿病：预防在本次会议中被多次提到，而糖尿病教育是预防的核心。在这一方面，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与中国医生分享吗？
Walker教授：我想我能与中国医生分享的是，不要认为糖尿病的教育、预防乃至治疗是一项只有医生才有能力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非是一项只涉及医疗的时间，而是一项社会工作。它已不再只依赖于医生、护士，而是需要糖尿病教育专员，乃至患者家属及其本人密切配合的一项社会工作。医生在这项事业中是领军人物，我们是on the career（重任在身） 而不是 in the career（事必躬亲），不必亲自教育和诊治每一位患者。要善于把责任授权给护士、教育专员甚至义工。让他们了解做这项事的意义，这样他们就会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完成工作，而且还会积极设法改进。只有这样，糖尿病教育事业才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糖尿病的预防工作才会越做越好。当然，这样我们就需要培养更多的护士和教育专员。例如在新西兰，我们医生和护士的比例是1:8。
国际糖尿病：在糖尿病预防工作中被普遍提及的是饮食问题。有人提出既然我们的基因是来自远古，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归到祖先的饮食，才能实现饮食的健康化呢？
Walker教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但也需要考虑现代人生活的特点。需要兼顾现代生活的现实性（practical）、健康食物的可获得性（accessible）以及可接受性（acceptable）等特点。给出一些指南性、纲领性指导。例如毛利人改变了世代捕鱼、食鱼的特点，转而接受白种人的牛肉、奶制品后，身体开始肥胖，而身体的强壮度上则显著下降。因此我们已呼吁政府降低健康饮食价格，而增加肉食和高能量食物（如快餐）价格，引导人们趋向健康饮食。同时要敦促食品供应商，改变食物供应的高脂、高能状态。后者需要沟通，只有食品供应商认识或得益于健康饮食，他们才有可能改变。
http://www.idiabetes.com.cn/special/IDF2008/View.asp?ID=1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