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糖尿病》：请问ACCORD研究与您主持的大庆研究存在哪些异同之处？
李光伟教授：ACCORD研究是在糖尿病人群中，探讨并发症预防的研究。大庆研究是针对非糖尿病人群的预防性研究。至于预防糖尿病是否能减少糖尿病相关的心血管死亡率，这是目前全世界都未解决的问题，大庆研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大庆研究证明，生活方式干预能非常有效地预防糖尿病，使其发病率下降50%左右，而且这种预防作用能持续达20年。在停止干预试验之后，只要患者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受益终生。实际上在研究结束以后，很多人仍坚持运动和控制饮食，这对其后14年的糖尿病预防有明显效果。
另外，大庆研究显示，与非干预治疗组相比，干预治疗组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其死亡率均有降低的趋势，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我们的研究例数不足有关。
ACCORD研究属于二级预防，而大庆研究属于一级预防，这是二者的不同，但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减少糖尿病及远期并发症的发生。ACCORD研究的降糖支由于强化降糖组的死亡率较高而被迫终止，原因尚不清楚，因为尚未进行亚组分析，尚未了解死亡病例的基础状态（如是否有心肌梗塞，脑梗塞等病史或基线的危险因素水平较高）。究竟是由于将血糖降至太低还是与某些药物有关，或与患者的基础状态不良有关，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报告。但这一结果提醒我们：对于心血管高危的老年患者，将血糖降至过低并非良策。必须在避免低血糖的基础上使血糖达标，因为经常发生低血糖对于患者的危害会更大。而在大庆研究中，生活方式干预不会产生血糖降得过低这类问题。在干预结束时，较好的血糖控制使脑卒中、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明显降低。
因此，ACCORD研究和大庆研究主要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所探讨的内容不同。
《国际糖尿病》：开展这一系列的临床试验都是为了更好的指导临床，在大庆研究结果已经明朗时，您认为应如何将这一研究成果转化到临床实践中？
李光伟教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也是如此。目前尚无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表过类似的持续20年的关于糖尿病预防的研究，美国和芬兰的研究也要过几年才能得出结果，因此我们是第一个。我们的研究发现，几乎90%的IGT人群都将于20年后发生糖尿病，这说明IGT人群非常高危。另外，以小组为基础的干预在预防糖尿病方面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其效果能持续10余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IGT的患病率很高，而我们并无足够的资金用于药物干预，何况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因而生活方式干预就成为我国十分重要的干预手段。大庆研究证明，生活方式干预对心脑血管事件可能有积极影响。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大家更多地深入社区，真正采取行动，将临床试验的结果转化到社区干预的实际工作中，将科研工作从“殿堂”里请出来，用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这样才能使国家和百姓最大程度地获益。就这点而言，我认为WHO也会推动成员国进行这方面的预防工作。我们的这篇文章将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对全世界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国际糖尿病》：大庆研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糖尿病预防做出了很大贡献，与大庆研究相比，该试验的后续篇将对全球的糖尿病控制做出怎样的贡献？
李光伟教授：我们提供的信息不仅有益于中国人，而且有益于全世界，我相信我们的研究结果将来会被美国和芬兰的研究所证实。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糖尿病发病率都很高，但限于经济条件，不可能采取很多的药物干预。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中国的这一经验适用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另外，我们的研究更接近于社区干预，是分组进行的。一组采取饮食干预，另一组则采取运动干预，这种小组干预不仅节省物力、人力，而且可以促进小组内的成员共同实现锻炼目标，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这种方式效果很好。这一点是国外研究所无法比拟的。国外研究为个体随机研究，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因此，中国大庆糖尿病研究的影响力将超越中国国界。我们的研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有益的，因为目前全世界尚无任何机构在糖尿病的预防上推荐首选药物干预，而是首选生活方式干预，生活方式无效时才使用药物干预。在这一点上，大庆研究存在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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