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4月18日发我写的向红丁专访
4月18日北京日报第15版发了一整版我写向红丁的专访。现已收到不少反映。都是表示向向红丁教授的敬意和希望他今后更多关注糖尿病防治宣教的。有兴趣的话，各位朋友可以点击京报网点北京日报再点日期看看电子版的。
向红丁 当好百姓的“糖尿病教授”
图/文 陈援
2008年4月12日，在距北京奥运会召开还有118天的日子里，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首都文明办、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市卫生局在地坛公园共同发起主办了健康奥运，健康北京的大型文化与健康游园会。中国健康教育首席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向红丁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生命七色彩虹的健康•宣言。他呼吁大家做好健康五件事，加强运动，用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高血压、身体超重、血脂增加等代谢综合证。其实，身为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中心主任的向教授，类似的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工作，是他经常做，而且高兴做的事情。
不拿钱的糖尿病协会理事长
2008年初，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进行换届选举，向红丁教授再次被选连任理事长。1996年5月10日，向红丁和他的同仁们经过紧锣密鼓地筹备，在北京市卫生局招待所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协会的成立大会。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颜纯教授担任理事长，做为成立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向红丁任常务副理事长。协会成立之初，主要成员大多是北京各医院内分泌科的医学专家。他们有着共同的认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在快速增长。当时，人民群众对糖尿病的认识了解还有限，等发现糖尿病症状再去就医，已经为时过晚。没能很好地对症治疗和缺乏科学防治知识，已严重地影响了患者的健康。有个例子：一位家境贫寒的女工，发现糖尿病较晚，并发症使得她骨瘦如柴，眼睛也近于失明。她以为不吃糖，少吃肉，吃点儿药就能治好。那时，胰岛素主要靠进口，价钱高得她不敢问津。于是，每天靠水煮大白菜和大量的馒头米饭来解决糖尿病带来的饥饿感。孰不知大量的淀粉摄入更加剧了她的血糖增高。病入膏肓时，她对来看望的工友们提出：想吃几块甜的桃酥。当那些甜丝丝油乎乎的桃酥进口之后，十几年远离甜味的她，眼角流出了热泪。当晚，她就离开了人世。这样的事，向红丁他的同行们所见所闻得太多太多了。他坚定了信念：糖尿病要治更要防！做好防治工作不但要靠医务工作者，更要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我们要搞一个为了糖尿病人的社团组织。老专家颜纯教授、钱荣立教授和向红丁教授，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何鲁丽同志积极支持下，把组建一个有广大患者参与的糖尿病防治协会提上了日程。
8万元收入支持了协会的第一年
北京市卫生局和民政局等政府管理机构，积极地支持这个协会的建立，注册登记都很顺利。这是一个二级社团法人单位，经费要由自行解决。协会的理事绝大多数是内分泌科的专家、专业翘楚。看病开药是他们熟悉的日常工作，但是办一个自收自支的群众社团，还真是个新课题。对于当时电视片《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一句台词，向红丁副理事长体会太深了：“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要房租；聘用的三两个办公室人员要开支；日常办公开销虽省了又省，也得花钱。那个时候，国内经商正热，有人以为向红丁要在本职之外变相经商“抄肥”，风言风语也带给向红丁一定的压力。向红丁，这个湘西土家人的后代，生就有股子犟劲儿：“开工没有回头箭,我就不信这件造福于患者和社会的好事做不下去。”他发动大家寻觅支持的同时也提出原则：“我们是需要资金，其实也有厂家也找专家们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我们一定要以‘一切为了糖尿病病人’为宗旨，不收“伪科学”厂商的钱，对于假医假药，
我们绝对不‘为虎作伥’。”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人引荐江西修水县一家企业的保健茶饮，这种茶是以当地青钱柳为原料生产的。本草纲目中对青钱柳有记载；北京几个大医院对这种茶饮的辅助效果也有临床试验报告；厂家在产品的宣传上也基本科学。向红丁欣赏厂家的广告中，没有那些“根治糖尿病”或“取代药物”之类的欺骗性说法。但是产品定名为“降糖神茶”，还是让向红丁皱起了眉头。厂家代表拿来资料，说明青钱柳在我国南方有分布，以修水最为集中。元宋以来，修水的寺庙就有僧人用来煮茶分送香客，喝了有较好的效果。几百年前，缺医少药的老百姓，就管这种从庙里提供的茶叫做“神茶”了。向红丁又组织营养科、病房等相关人员科学认定，同意厂家在产品包装和宣传中使用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的无形资产一年，签订严格的许可协议，使用费用为8万元。这8万元是协会第一年日常开支的全部经费。他向协会常务理事会做了汇报，并规定：除协会专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外，所有理事及协会领导都是义务劳动。这条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在今年的协会换届代表大会上，向红丁请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国荣教授做工作总结。原订不做报告的他，带去一个协会历程回顾的幻灯片。他自豪地向会员代表说：“直到今天，除协会聘请的三个专职坐班人员外，全体理事和监事依然不拿钱，因为我们的协会是为了糖尿病病人的。”他还深情地说：“回想起来，协会从起步到今天，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一步步走过来了。困难也遇到不少，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好在我过去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历过不少锻炼。人哪，在艰苦环境中砺练砺练，没坏处。”
出生四小时就赶上日本飞机轰炸
向红丁生于书香门第。他父亲是从湘西古丈走出来的进步青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民先”组织。后从业于新闻，他母亲教过书，后来也做了记者。这对以萧离、萧凤为笔名的伉俪，是解放前后的著名记者。熟悉向红丁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姐一妹，是父母的唯一儿子，孰不知他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叫向果，1940年生人。那时父母亲因参加进步青年的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向果只得托付给一个农家寄养。几个月后父母被营救出狱，在那个农家得到了‘孩子已不幸病逝’的消息。母亲疯狂地以手扒坟，却找不到哥哥的遗体。直到解放后，百般努力都无音讯。不知确实是死了，还是那个农家不愿给了”，提起此事，向红丁眼里流露出迷茫和伤感。尽管笔者和向红丁很熟悉，也是第一次听他说起这样的家世。1944年，向红丁在西安出生。落生才4个小时，就赶上日本飞机轰炸。他的舅舅出去为他妈妈买两只老母鸡，回来一看房子已成废墟，好在很快在防空洞里找到了家人。后来他父母被地下党派到北平，在《进步日报》作记者，兼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许多处境危险的中共地下党员经他们安排从北平辗转到解放区。解放以后，他父母都在大公报工作。开国大典时，母亲作为记者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目睹毛主席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登上硝烟弥漫的一江山岛，采访并报道了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也及时报道了共和国审讯战犯的消息。
向红丁从小聪明文静，文理科俱佳。对家里的事从不张扬。同学们还是在欢迎苏加诺访华的仪式上，看到紧挨着毛主席和苏加诺座车的记者采访车队中，前车有红丁的母亲，后车有他父亲。才知道他有多么显赫的记者家长。现在说起往事，向红丁说：“那时候，社会和家里环境都很正统。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家里发现了炮弹壳和国民党旗。姐姐、妹妹和我好震惊。商量了半天，等爸爸妈妈下班回家，很严肃地和他们谈话，动员他们去公安局自首。爸爸笑了，说‘那是从一江山战斗战场上捡回来的战利品。’”
1957年，他父母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影响了功课一直很好的姐姐正常升学。好在向红丁还小，他所在的北京二中，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极左思潮”比较少；在当时，至少也是“政治空气不浓”。初中升学，他还能被保送。班里谁也不在意哪位同学的家长是“划右”的。一次以“我爱……”为命题作文课上，向红丁写了他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父亲。在冰天雪地里出工的父亲，跌到了又爬起来的描写很形象。韩少华老师发文时读了他的作文，掩卷后评说：“文章写得很生动，但按政治取向是不合格的。我给了0分。请向红丁同学再补写一篇。”红丁补写了一首散文诗“我爱向日葵”。韩老师给了5+。还推荐到《少年文艺》杂志发表了。高考前，大家以为向红丁会考文科，他却选择了农医类。事后才知道，是父母觉得这样的家庭不适合学文。向红丁以极好的成绩考上了8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现在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当时考进这个学校的就如今天的“理科状元”，让母校和老师、同学们自豪了许久。
雪域高原的砺练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前三年是在北京大学生化系就读的，底子打好了再回本校读医科专业。向红丁这一届回本校不久，就赶上“史无前例”的运动。尽管有家长的“划右”问题，他在学校的运动初期倒还过得去。但在中后期，由于对学校里批判校长黄家驷不理解，他在会下说的话被人汇报了，挨了整。1968年他们这些8年制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4至6年制的学生一起分配工作。他被分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行前，他到团河农场要求见一见在那里因为右派问题劳改的父母。被拒绝了。他说：“我只身一人前往青海，再见到我父母，是3年后我带着儿子回北京探亲时。”儿子的爷爷为此填词称“喜今年秋月，三代同圆”。
班玛县是高原加边境。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转正工资是56元，可他那里因为有高原、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补贴，每月是100元还出头。那些补贴，是按环境艰苦程度给的。班玛海拔3200米，半林半牧。牧区生活条件好些，林区更为艰苦。他们这些大学生去了，就一竿子插到底。发一匹马、一支枪，直到林区。那里的人民公社只有千把人或者数百人，常常是方圆多少里都见不到几个人。只有一名医生，家当也只有一台血压计，几支注射器和少得可怜的普通药品。他给自己量了血压：180/130毫米水银柱。有的人劝他借此理由打退堂鼓，他舍不得新认识的同来自北京的伙伴，坚持了下来。说是在那里做医生，但主要的工作不是看病，而是干活记工分。当时要求“宝塔尖倒着放”，北京来的大学生省里、州里和县里都不能留，甚至不能在公社看病，而是下到生产队抓农业，修梯田，每年劳动200天，由生产队会计记工分。向红丁的主要工作丈量土地。因为他高中毕业时是“全五分”学生，几何好，这下有了用武之地，测量那些不规则的梯田又快又准。他测过的地块成了“标杆”。 当时那里缺医少药，当地人抗药性不高，生了病吃草药，发烧太高了，半片阿司匹林就退烧。这位刚从学生做了医生的向大夫成了“神医”。他做过最和医学沾边的两件事,一件是在满山遍野丈量土地时，接触了不少当地的草药。他收集资料并画成图谱，当地还搞成了油印小册子。但因为“不能耽误生产劳动”，受到表扬后小册子被束之高阁。再一件就是为死者整容。一个小青年出了车祸，人都走了形。藏族人对逝者是有讲究的。在西宁等待分配时，向红丁在口腔科实习过。他给死者整容，整出来得到藏民的满意，县里都传遍了。喇嘛和医生，在淳朴的藏民心目中是和神灵一般的，向红丁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晚，老乡们骑马来请他出诊抢救难产的妇女。翻越雪山时，老乡硬是不让他下马，连人带马一起扛过雪山。从那时起，向红丁就坚定了一个信念：医生的使命是神圣的，我们要尽自己一切所能，把病人从死神和病魔中夺回来。
在藏区工作的岁月，向红丁也有九死一生的经历。有一次，一个老乡骑马赶来，要他去临近的公社给急重病人会诊。他的马平时是散放在山坡上的，要骑时给把盐就圈回来。那天情况急，没找到他的马，就抓了一匹烈马上路了。他把枪挂在马上，因为高原气候反复无常，又搭上雨衣。在险陡的山路上跑马，颠来颠去，雨衣滑落，打到马的眼睛了，老乡在后面轻声提醒：“曼巴（医生），曼巴，曲拉波波当（雨衣掉了）。” 向红丁没反应过来，马惊跑起来。听老乡说过，在险峻的山道上，对付惊马的办法，一个是取枪在较平缓的地方把马打死，周围的同志举起了枪，但不敢打，怕打不死马，拖死医生；一个是用刀斩断缰绳。他抽刀，刀把子被缠上了，拔不出来。只好听天由命。只感觉路边绝壁的石头，呼啸着从耳边掠过。他的手紧紧地套在缰绳上。还好，马没掉下悬崖。到了平坦的地方一看，右手中指被勒得露出白骨。在这医疗条件很差的地方，也无法合理处置。好在没有感染，否则不堪设想。这个手指，至今落下残疾。还有一次，是到下面山沟里的公社去学习。那里交通更不便利，山路的一边是树，另一边是深涧，卫生条件也不好。他病了，浑身无力，发烧，没几天就全身金黄，他知道是得了急性黄胆性肝炎。当地治不了，有不少老乡就因此丧命。想活命就要骑马出去治。可他连走路都走不动，别说骑马走险路了。好在当时年轻，恢复得还挺快。又一次从死神边上滑过。如今，回首往事，他说：“其实，现在看来，果洛是旅游圣地呢！原生态无污染，很美。可在欠发展的年代里，那几次事件，件件都是要我命的。上苍留了我，就是要我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经历过这种磨难，以后的困难都不在话下了。我会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病人。”
十年浩劫之后，恢复考研的消息传来。向红丁动了深造的心思，但又怕因文革中断了的专业学习，多年在边疆地区较闭塞，已经无法与他人竞争为数不多的名额；他已经结了婚，妻子张雪雯是北京护校分到班玛的，他出来读研，老婆孩子怎么办？诸多问题更使他不敢报考。在父母和朋友们来信鼓励之下，他决心试一次。启动时已经挺晚了，在准备期间还要在生产大队参加春耕。好在天公帮忙，下了大雪，春耕暂停了。天气奇冷，向红丁就躲在老乡家的草棚子里面，盖着稻草钻在被子里读书。一本《内科学》，他在一块木片上做了20000字笔记。考试时，久已生疏的英语考了50多分，政治考了80多分。由于在校时生化课底子较好，在同科考生中考了个第4名。复试录取后一看，班玛县中只有他一个人中榜。
“ 糖尿病人的‘第一个医生’是他自己”
向红丁很幸运，考上了著名的内分泌科专家池芝盛教授的研究生。老师说的一个病例，对他极有启发：那是文革中，池教授多次诊治一位姓黄的患者，可效果一直很差。患者自述遵医嘱控制了饮食、戒了烟，坚持锻炼和服药，池教授大惑不解，于是不辞辛苦，四次步行到患者家探访，细致进行糖尿病教育。最后一次家访，患者感动得落了泪，说：“对不起，池大夫。我实际并未按您所嘱做到饮食控制、体育锻炼，没好好吃药，烟也没戒。怕您不高兴，捡您爱听的说。以后再不这样了”。黄某说到做到，糖尿病很快得以良好控制。池教授感慨道：“糖尿病患者的‘第一个医师’就是他自己，没有他们的理解与合作，单靠医师是无能为力的”。池教授预言：“我国以后糖尿病的发展会很严重。医生不但要看病治病，更要宣传防治。”向红丁取得博士学位后，池先生又动员他赴美读博士后，在休斯顿贝勒学区医院进修研究“胰岛素分泌的分子机制研究”。两年学业完成后，他留在美国并取得绿卡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为了国人，为了老师也为了家人，他毫不犹豫地回来了，成为当时中国内分泌科第一个有博士后学位的医生。池教授同他一起写了《基础与临床内分泌》专著。从医的经历中，他看到糖尿病肆虐我国的惨痛病例；一位著名餐馆的老厨师，素有糖尿病但没有认真对待。一次不小心，左脚小趾碰到椅子腿，出现一个很小的裂口，并没有出血，也没理会。三天后来医院就诊，发现左半个脚面全都变黑。经检查发现左腿血管已经阻塞至膝盖下方，严重感染，不得已做了膝上截肢。即便如此，也没能挽救其性命，三个月后患者死于肺部脂肪栓塞。一个10岁的小患者，有2年的1型糖尿病史。父母心疼他，觉得天天打胰岛素太痛苦，为求“根治”，他们还走遍全国求医问药。回到家后发现“根治”的“神医”就在家旁边，是个气功师。气功师嘱“停用胰岛素，改用气功治疗”。第二天孩子就不好了，气功师又说：“这是‘得气’了，不可废止气功治疗，否则前功尽弃”。坚持到第三天，患儿昏迷，气息奄奄，急送北京儿童医院，诊为严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抢救无效，当夜弃世。父母悲痛欲绝，后悔不及。还有一个糖尿病挺重的女青年，医生嘱咐暂不宜生育，否则对自已对孩子都不利。她一听，就不来看病了。产前三个月，双目失明，生产后三个月她就去世了。
一桩桩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使向红丁深刻认识到老部长陈敏章提出“糖尿病这个问题，现在不抓，将来不得了”的重要性。他决心在做好诊治本职的同时，必须抓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
“五驾马车”和“专长坏果子的树”
向红丁很注意做好针对患者、高危人群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但自己去做讲座，还支持同行和自己的研究生们去讲。北京晚报开展“健康快车”活动时，他是最早的几位列车长之一；“健康大课堂”上，他是糖尿病方面的主讲人。他的讲座通俗易懂，很受欢迎。他把专业的严谨和科学性与形象生动的讲解相结合，提出治疗糖尿病的“五驾马车”，那就是：糖尿病教育与心理治疗、饮食治疗、运动治疗和药物治疗并驾齐驱。他解释道：“五匹马拉一个车，哪匹马也不能少。这不是我的理论发现，哪位医生都要这么强调，我只是想让群众更容易记住而已” 。他还提出了预防糖尿病的“五个要点”：对糖尿病无知——多懂点儿；心理应激增多——放松点儿；热量摄取过多——少吃点儿；体力活动减少——勤动点儿；必要的时候——药物要用点儿。有了糖尿病，就要驾好五驾马车，控制好糖尿病。糖尿病的治疗不是目的，目的是达标。达标内容很多，至少包括五项，那就是要使体重、血糖、血压、血脂和血液稠黏度达标。他以“杀手”的形象，比喻上述五项超标是：“臃肿的杀手”、“甜蜜的杀手”、“无声的杀手”、“油腻的杀手”和“粘稠的杀手”。消灭这些杀手，就要做到：减肥、降糖、降压、调脂和降粘。大家反映：“向教授的讲座那才叫深入浅出。就让我们记住了防治糖尿病的主要精神。”
近些年，北京的糖尿病教育逐渐深入了，了解“三个五”的人越来越多了。向红丁又根据国外研究新方向，以土壤、种子、大树和果实的形象，向人们描绘了“代谢综合征”的问题。他说：“吃得多，活动少，造成了肥胖，这三方面都有可能造成胰岛素抵抗。什么叫胰岛素抵抗？有胰岛素，但是作用差，胰岛素就不得不分泌特别多，以数量来胜质量，这样就导致一系列的病。具体就是‘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造成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七、八种或者是十来种疾病。所以这些疾病有共同的基础。代谢综合征用一棵树来比较它就比较形象。种子携带了遗传基因，所以是遗传因素。土壤就是环境因素，种子落到土壤里面就可以长出一棵树来。树干就是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导致什么？开出各种花，这些花没有一个是好的。首先是高体重，包括超重和肥胖，第二朵是高血糖，第三朵是高血压，第四朵是高血脂，还有高血黏、高尿酸。血里面尿酸多了，就得痛风，还有心脏病、高尿蛋白也是代谢综合征的代谢紊乱之一。然后是脂肪肝的发生和高胰岛素血症，这些‘高’一共结9个‘果子’，没有一个好果子。”他指出：人们有了这九颗坏果子，离冠心病、脑血栓就不远了。他还介绍了国际糖尿病联盟对代谢综合征的定义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腰围：腰围超标，男人的腰围超过2.7尺，女的腰围超过2.4尺，就具备代谢综合征的基本条件。再具有下面的任何两条，就可以诊断为代谢综合征：甘油三酯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低、血压高过130/85、血糖高，都是代谢综合征的指标。他以拳王泰森为例，向大家讲述了胖和瘦的科学定义；“身体重不见得就是肥胖。泰森的体重指数很高，但他有多少脂肪？他肌肉强劲，骨头又粗，并不是真正的肥胖。真正的肥胖是指体内的中性脂肪或者叫甘油三酯达到一定的程度。脂肪多才叫肥胖，胖与不胖的金标准实测体脂。”听了他的讲座，人们知道了国际健康新理念，还可以自我检测，那可比有了病再去看医生打针吃药强多了。
向红丁说：“做为内分泌科医生，研究学术、治病救人和宣传防治同等重要。为了社会，为了糖尿病人，我会以这三大项工作为己任，继续努力的。”
陈援
http://bbs.tnbz.com 2008-4-20 07: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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